唐人视野下的王羲之形象——对魏晋风神的塑造与改写

2024年9月21日，由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学院主办的“道艺合一：首届思想与书法工作坊”第二场研讨&对谈活动，在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举行，本期主题为：唐人视野下的王羲之形象——对魏晋风神的塑造与改写。此次活动邀请到来自哲学、史学、艺术学等不同领域的11位专家学者莅临现场，并在来自全国的百余封申请中遴选来自校内外的49名学员，共同参与这场围绕“王羲之”展开的思想盛宴。

9月21日上午9时，活动在南山校区南苑大会议室举行。本场活动由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学院书法教育与传播系主任鲁大东主持，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学院学术院长陈忠康发表致辞。

陈忠康院长在致辞中指出，当今书法领域虽然文献研究成果丰富，但理论构建相对薄弱。思想的匮乏会制约艺术活力，所以亟需追溯文化根脉，只有将书法研究放置在学科交叉互动的网络中，强化思想与书法之间的关联，才能激发创新精神。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学院举办“道艺合一：首届思想与书法工作坊”活动，汇聚多学科顶尖学者，促进跨学科交流，旨在传承先辈们提出的“通人之学”传统。陈院长呼吁学子应以哲学的思考和广博的知识为基础，陶淑学养，增强书法研究的思想深度与广度，以期改善学术风气，引领书坛新方向。

致辞结束后，进入主题发言环节。参与本场活动的外校嘉宾有：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人文学部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陈少明，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特聘教授祁小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仇鹿鸣，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王客，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特聘教师许力，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哲学系副主任樊沁永。参与活动的本校嘉宾有：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教授沈乐平，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导孙善春，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副书记、书法学院教授、博导李明桓，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学院教授王义军，中国美术学院视觉中国协同创新中心教师王冬亮。11位参会学者从不同研究视角回应与王羲之相关的话题，进行了长时段的深入研讨。

“法”外说“书”——关于《兰亭序》的哲学漫谈

陈少明（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人文学部主任）

陈少明老师从先前发表的两篇关于《兰亭序》的文章谈起，阐明从哲学视角谈论经典艺术作品的缘由。通过分析“临摹现象学”强调“临”与“摹”之间的差异，认为“临”是将临摹对象内化为自己风格的过程，“摹”仅为复制，并论临摹现象如何构成、演变及其意义。《兰亭序》不仅是一件书法作品，更是事件、文章与书法相结合的复合现象。《兰亭》虽已在物理意义上堙灭，但通过后人对其重新阐释与临摹，继而得以传播，最终成为经典。

书以媚简分晋唐

祁小春（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特聘教授）

祁小春老师围绕“媚”“简”二字，讨论晋人书法与其思想风尚之间的关系，认为“媚”是个人与时代审美趣尚的综合体现，“简”为文艺创作的指导思想和一种独特表达方式。通过分析韩愈、张怀瓘等人的评价，揭示出晋唐书法审美之差异以及魏晋士族生活文化的特点。引用并重新阐发钱钟书观点，提出王羲之草书与尺牍中的“简笔”特征，展现出魏晋名士超脱世俗、高雅自在的风格。

王羲之书风接受史的一个侧面——基于数件法藏敦煌写本的探讨

沈乐平（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学院教授）

沈乐平老师梳理、归纳了晚唐时期由中原传至敦煌的王羲之作品高水平临本，认为其呈现出该时期西北地区对王羲之书风的理解程度。又对比了书写水平较低的敦煌《兰亭序》临本，提出其展现了王羲之书风在当地被广泛学习与模仿的现象。沈老师强调王羲之书风的接受和学习是敦煌书法教育三个层面之一，主流意义上的书法史历来更偏重名家层面，而关注社会基层的书写情况，对更立体地关照书法史发展状态有着特定意义。

遒媚——一个书法史的问题与研究

孙善春（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教授）

孙善春老师以周汝昌先生关于“遒媚”的探讨为切入点进行深入解读。“遒媚”是对王羲之《兰亭序》艺术特色的简切概括，孙老师赞同周先生所言“遒”是内在精神表现，反对“媚”“意居形外”的观点，认为“媚”有一种原始力量，是内外兼备的，只有明白了“遒”才能谈“媚”。孙老师希望能够启发学子去思考如何突破时空和精神上的距离去面对伟大的经典，无论是作为艺术的文本，还是文字的文本。

集字——王羲之书法在唐代的另一种形象

王客（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

王客老师从实践认知的角度提出“唐代是书法的分水岭”，进而解读“集字”现象的文化背景和相关书法内涵，并推测唐人习书可能存在“字库”——即成规模的字样范本，强调字样的范式意义。王老师认为“偶像化”的王羲之书法形象值得反思，其价值在于奠定了唐代书法高水平的基础书写，弊端则是导致大家逐渐忽略王羲之线条中运动的复杂性，故此应辩证地看待“集字”现象。

从石刻角度初探王羲之书风的形成与流布

许力（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特聘教师）

许力老师梳理了王羲之书风在唐代的发展脉络，重点探讨王羲之书风于石刻上的呈现方式。“二王”书风有着官方和文人趣味两条传承线索，在唐时两线交相呼应。许老师还分析了多种“集王”书作版本中的问题，指出这一系列作品可能由专门群体制作。他强调书法面目与时间、空间区域的关联，建议当代书法创作应更加重视王羲之的典范意义。

从王字到院体——《集王圣教序》影响下的唐代行书

王义军（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学院教授）

王义军老师比较《集王圣教序》与王字的异同，认为二者之间的关联并非等同，进而又分析了院体和《集王》之间的关系，认为概括、条理化的《集王》并非导致院体出现的重要因素，二者恰恰都是集字思路影响下的必然产物。在唐朝帝王的推动下，行书成为铭石书，从原来作为私人化的特质进入到公共领域，成为一种礼仪性的表达。

另一种南朝化——浅谈初唐墓志的若干特征

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仇鹿鸣老师从史学视域出发，聚焦魏晋南北朝至唐代的墓志材料并提出新见。仇老师认为墓志虽非顶级艺术品，但因其数量多、保存好，成为研究该时期的重要资料。墓志文体的成熟有着复杂的发展过程，学者一般认为北朝的墓志文体从南朝传入，在孝文帝改革后成为主流，而西魏、北周时文体出现退化。至唐中期，墓志的制作逐渐规范，写手与刻手合作推动艺术发展，体现了墓志作为历史、文化、艺术综合载体的独特价值。

关于唐代行草书的几个相关问题

李明桓（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学院教授）

李明桓老师探讨的议题分作三个层面：一为最早行书入碑的争议问题，指出《汝南公主墓志》摹本为此提供了更早的线索；二是通过对杭州唐代龙兴寺经幢书法的分析，提出胡季良书风融合多元的现象，反映了唐人对王羲之书法的解读存在地域和时间差异；其三，从唐人行草书的墓志出发，观照“二王”书风在唐代的延续，通过对盛、中、晚唐不同时期的墓志比对，展示“二王”书风在唐代的多样传承与演变，引发当下对唐代书法传习的思考。

魏晋精神与文字书写

樊沁永（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哲学系副主任、扬州大学哲学系教师）

樊沁永老师从精神哲学视角探讨了书法研习者的终极问题——如何通过书写行为达到精神上的自由，以求真正达到人性的超越，强调哲学精神在文字书写与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性。唐代雕版印刷的出现对后世文字书写影响深远，而唐代书论及书写中的新变与传承，体现了人在追求精神过程中的价值序列。在佛教与道教的影响下，魏晋精神展现出对自然与人性美的再发现，而王羲之的作品尤在情感层面有深刻突破。樊老师期许未来书写能够回归文化活态，凸显书写者的灵动与自由，使文字成为精神与文化活态的桥梁。

孙过庭《书谱序》中的王羲之

王冬亮（中国美术学院视觉中国协同创新中心教师）

王冬亮老师向我们完整梳理了孙过庭《书谱序》中关于王羲之形象的塑造形态。如对“四贤”的阐述，孙氏引用传统的“二王”、钟、张为典型，通过比较将王羲之推为独尊的地位；又如其在阐发王羲之不同书法作品与面目的论题中，揭示王羲之作品最大特点即在于“情深调和”，在情感层面人可以会通古今，古代的作品也正因此得以打动今人。最重要的是孙氏讨论了“通变”问题，这是他既创造了系统，又点明突破系统的关键所在。该文中新论独多，实际上提纯、续写了王羲之艺术和心性上的典范价值，展现出孙过庭对王羲之的重释与塑造。

嘉宾对谈

下半场活动中，参会学者分为四组，以对谈的形式继续交流，期望围绕主题激发的新思路。

第一组嘉宾为陈少明和孙善春老师，围绕《兰亭序》这一经典作品的产生以及汉字书法的未来等方面展开讨论。陈少明老师认为，没有不断被引用、被重释的作品不能被称作经典，也不存在一个人创作出的经典。另外，传统的字、音与人契合，书法是我们对一个人的见证符号，故学习书法不仅是对形态的临摹，更应与作者产生精神上的契合。主持人鲁大东老师代提问“遒媚”与魏晋思想的关系，孙善春老师解读“遒媚”不仅仅是一种书法风格，更蕴含着魏晋玄学的精髓。其中，“遒”寓终结与超越，“媚”显柔美与魅力，映照了魏晋人士自然超脱之风神，使书法得以超越技法成为精神寄托。孙老师认为“遒媚”二字，由一个所谓的观念或者术语，衍生为一个很复杂的生活世界，在这个侧面，书法才能展开。

第二组嘉宾为祁小春和沈乐平老师，围绕“媚”“简”与孙过庭所论“妍”“质”之间的关联并经典作品的学习诸问题展开讨论。“古质今妍”说最早出现在由虞和的文本中，祁小春老师梳理了相关历史线索，提出“妍”与“质”应放在时代具体书风下讨论。关于陶弘景认为杨羲的书法超过王羲之，祁老师认为此判断可能带有宗教情结，但没有实证无法下确切结论。王献之“一笔书”相较于王羲之尚“简”而增繁，祁老师推断王羲之是简牍向纸张过渡时代的人物，而王献之时期因为纸张的关系可表现的幅度更大。关于学习经典作品，沈乐平老师建议学子要思考经典之所以为经典的原因以及不同时代面对同一经典的解读差异，尽可能还原到历史语境当中去解读、分析、思考，然后再动手去写，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法书。

第三组嘉宾为王客、许力和仇鹿鸣老师，围绕王羲之风格的墓志石刻、地域差异及真伪问题展开讨论。王客老师认为对待古人作品，一方面应向其学习，另一方面也要有与之“过招”的勇气。即便作品真伪难辨，书学者仍可以书法之杰出而纳入临摹对象，融入己意，塑造出既具传承又富新意的艺术风格。许力老师认为王羲之风格的石刻不仅有纵向的时间线索，在横向的空间维度，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书法风格也有所差异。另外，许老师提出在书法发展早期，贵族与民间存在着巨大分野。仇鹿鸣老师针对北魏墓志体受到南朝的影响、西魏北周时期文体退化现象展开了深度解读，彰显出在不同历史阶段，文化传承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第四组嘉宾为王义军、李明桓、樊沁永和王冬亮老师，围绕《集王圣教序》的学习进行讨论。王义军老师认为不应将《集王》与《兰亭序》当作同质的入门范本，关键在于要如何去学，并剖析了院体、台阁体、馆阁体以及当今展览体之间共同存在的问题。李明桓老师支持将《集王》作为阶段性范本，并解释其深层原因与王义军老师所言并不矛盾，指明不论学习何帖，学习的方法、角度、目的最为重要。李老师还阐释了关于李邕的书法极具个性却被认为是王字系统杰出代表的原因，认为这既有客观的范本资料问题，也有主观的个人审美取向原因，更缘于“二王书风”的定义边界随着时代跨越而逐渐扩张，他强调拓展眼界和深入思考对当下书法教学与实践都极为重要。樊沁永老师指明语言文字和落在纸上的书写艺术，有着超出对应关系的“言外之意”，并将书写类比修行，认为圣人典范恰恰不是桎梏，而是通向自由的必经之地。王冬亮老师从“格调”引出王羲之与道教的关系，追溯中国古代信道的书家脉络，并指出道教徒看到的世界图景与一般意义上的概念有所不同，除了宗教地理意义上的山川岳渎，还有他们借助哲学、神学等构建出的上层结构。世界图景的不同，会影响到书法之“象”的意味变化。

成员提问交流

各位专家学者贡献精论，本场对谈在热烈的讨论氛围中结束。之后，来自校内外的49位学员与在场嘉宾进行问答交流。

提问：陈少明老师上谈到临帖是与古人的对话，请再提示习书者的建立时间观念有什么意义？

陈少明老师：我不仅不是书法家，而且没有写过毛笔字，通常会从一般意义上讲书法的时间空间问题。写字按照笔画顺序而来，其中就蕴含着时间观念。看字的时候能看出字写得快或慢，也能从中看出一个人的性格。为什么写字可以表演，但写美术字不能？没有一个过程和时间节奏的东西是不能表演的。书法，特别是草书的表演性质非常强，这便与时间有关。

提问：“遒媚”从最初的书法品评用语，伴随“王羲之”的经典化，逐渐成为一类风格标签，甚至成为一个经典的审美准则而被广泛使用。请问您如何看待传统书画论中，这一类表达特定风格标签的用词呢？

孙善春老师：我们需要自己理出一条线索，这个线索有不一样的意义。比如说在历史研究里面怎么看，从事艺术和书法的人又怎么看。我们须把重点放在精神意义上，每个人必须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入手来找到路子，但是不能停留在这个地方。艺术给我们一个“特权”，让我们可以展开想象，我把想象称之为“胡思乱想”。想象就是一种思考的变体，一方面要像学者那样严谨地考察这个字的意涵，更重要的是把众多混乱的意义大胆组合，并且力求乱中取胜，这是书法里面很重要的东西。

提问：许力老师小结时提到“宋代尚意书风兴起，对法度有挑衅性的冲击”，欧阳修、苏轼等人都有论及“法”“法度”之处，如欧阳修《与石推官第二书》中有“然至于书，则不可无法”之论，苏轼、黄庭坚等都在书论中屡屡称述“取法魏晋”的重要性，所以我想请教老师，是否可以说宋人批判的主要是唐人所建立法度中比较程式化的部分？

许力老师：我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入手于书法史上构建的“几大家”这样的名称由来。“宋四家”并非宋代人提出，欧阳修基于文人执政状态之下的偶像性需要选择了颜真卿，这符合所有对文人特质或者偶像特质的标准。宋人并不太推崇魏晋时期的出世态度，宋朝文人执政对刚毅的需求远远大过“遒媚”心态，这是构筑的重要状态。还有一点，在宋代，尤其以欧阳修为代表的文人政治家势力太强大，就像李世民一呼百应能树立“王羲之”，欧阳修和苏东坡当然能树立“颜真卿”。（以上内容为提问节选）

最后，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沈乐平教授代表书法学院为此次活动作总结发言。他认为专家学者从不同视角切入到书法本体核心问题中，每一位发言都能激活学子新的思考。活动过程中阐发的逻辑线索极其宝贵，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和探索。至此，“道艺合一：首届思想与书法工作坊”的第二场研讨&对谈活动圆满结束。

本届工作坊将于12月14日举办第三场研讨对谈，敬请持续关注。